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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人街海鲜自助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”

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网络整理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11-28
摘要:原标题:我所知道的《新四军军歌》诞生历程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《抗敌报》刊登的颁布学唱《新四军军歌》的命令及歌谱。 1939年6月15日《抗敌》杂志第4号刊登的《新四军军歌》。 《新四军军歌》是我最爱唱也是我唱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。因为我是听着老前

原标题:我所知道的《新四军军歌》诞生历程


唐人街海鲜自助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”

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《抗敌报》刊登的颁布学唱《新四军军歌》的命令及歌谱。


唐人街海鲜自助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”

1939年6月15日《抗敌》杂志第4号刊登的《新四军军歌》。

《新四军军歌》是我最爱唱也是我唱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。因为我是听着老前辈讲述《新四军军歌》的故事长大的。我父亲袁国平,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,我母亲邱一涵在新四军皖南时期任教导总队宣教科长,《新四军军歌》曲作者何士德所在的文化队又隶属于教导总队,因此她对《新四军军歌》的创作过程是十分清楚的。陈毅等前辈以及时任军部速记班班长的李又兰、《抗敌报》副主编马宁有关对军歌的讲述,不仅让我认识了军歌,同时也让我了解了许多《新四军军歌》的创作历史,更让我爱上了《新四军军歌》。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包括军长叶挺、副军长项英、政治部主任袁国平、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联名颁布学唱《新四军军歌》的命令等历史文献,完全吻合了前辈们关于《新四军军歌》创作背景及创作过程的讲述。

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,陈毅伯伯就曾亲口对我说:“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,很有才华,《新四军军歌》就是他主持创作的。”

袁国平受命主持创作《新四军军歌》

1939年2月,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。在一次会议上,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“向南巩固、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”的战略方针,大家都非常兴奋。

叶挺提出:“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,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”。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成。项英当即表示:“叶军长的意见很好,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,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,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,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。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‘围剿’胜利后,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《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》。当敌人发起第四次‘围剿’时,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《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》,提高了部队的士气,坚定了必胜的信念,战斗力大大增强。所以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,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前方忙于作战,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,就在军部征集歌词然后配曲。现在大家都很忙,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职,军歌的创作由国平来抓。国平作词是行家,我前面说的《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》就是国平写的。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”。

接着,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:“第一,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。第二,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。第三,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,能催人奋进勇往直前。只有这样,才是一首好的军歌。” 袁国平表示,创作军歌是政治部分内的事,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,但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,还请各位指导。陈毅讲,我正在写一首诗,待完成后可供你参考。项英则说,我给中央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,你也可以看看。

在炮火硝烟中诞生

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,着手开展歌词征集,为此《抗敌报》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。很快,朱镜我、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。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,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,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。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《十年》的撰写。4月上旬,袁国平收到陈毅的诗并附有一封信。信中说,“我因在军部滞留的时间较长,积压许多军务急需处理,又要忙于传达周副主席和军部的指示,为军歌作词之事只能作罢。现将诗稿寄来以供参考。”袁国平即责成朱镜我考虑是否可将《十年》改成歌词。朱镜我和时任《抗敌报》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,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、逻辑性强,改动一字都困难。马宁还说《十年》是叙事诗,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,很难改成歌词。

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。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、朱镜我、马宁、朱克靖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以外,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、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。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。会议一致认为,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完全符合军歌的要求,已经反映了《十年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。遂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来稿的可取之处,做了进一步修改后,决定将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,同时交何士德谱曲。

陈毅收到军歌歌词征求意见稿后,在给军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,表示赞同并建议将“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”中的“镌刻”改成“血染”。

征求意见稿返回军部后,在政治部讨论时,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觉得“镌刻”更为深刻些,因为自北伐以来,国民党中的将领常抹煞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功绩,而“镌刻”的寓意彰显了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功绩是彪炳史册的。而袁国平则认为革命战争总是要流血牺牲的,他觉得陈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“镌刻”改为“血染”也是可取的。针对不同的意见,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,将“镌刻”二字改成“血染”。

袁国平在组织创作歌词的同时,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谱好曲。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,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、新四军的发展方针,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,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。袁国平还强调,“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‘东进,东进,我们是铁的新四军!’和第二段‘前进,前进,我们是铁的新四军!’要重复两次”。他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,又提醒曲作者,《新四军军歌》的“曲调应高昂雄伟,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。”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。这一稿没有马上递交审查,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,倾听队员的反映。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,雄壮、高昂,节奏鲜明;不足之处是,新四军指战员大都出身工农,学唱难度较大。于是,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。第三稿完成后,使得曲调更加雄壮有力、鼓舞人心,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。曲与词的结合也相当完美,使得歌词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现。结尾处,连续三个“东进,东进!我们是铁的新四军!”曲调有层次地、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,推出了全曲的高潮。1939年7月1日中午,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,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《新四军军歌》。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,项英当即叫 “好”,并说:“你们唱得好,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,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。”然后,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:“通过!”并将军歌正式定名为《新四军军歌》。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,突然,日寇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、中村一带的上空,狂轰滥炸,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。在项英、袁国平等指挥下,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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